在中国文化中,“狐”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意象,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形象特点和文化内涵。
在热播剧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中,女主角白凤九(迪丽热巴饰)作为青丘帝姬,其原型就是一只九尾狐。而剧中的“青丘”与“九尾狐”最早出现在《山海经》中:
又东三百里,曰青丘之山,其阳多玉,其阴多青(青蒦)。有兽焉,其状如狐而九尾,其音如婴儿,能食人,食之不蛊。
这里简单描写了九尾狐的特点:模样如同狐狸,有九条尾巴,能发出婴儿般的声音,会吃人。如果吃到了九尾狐的肉,就可以避免妖邪侵体。
剧中的九尾狐形象在时代发展下不断演变,并逐渐在各种文化语境中显现出标签化与符号化的特征,成为亦正亦邪的祥瑞之神与狐狸精怪等的象征。而剧中构建的青丘之国,正勾画出东方神话的根骨,展现出狐形象的东方神韵。
本文将从精神层面深度挖掘狐形象的标签化与符号化,从现实层面再度解读狐形象的东方神韵,探寻古典美学与狐文化的人文价值。
精神层面深度挖掘狐形象的标签化与符号化,展现狐文化的人文价值
不同历史时期的狐形象变迁,是由不同的社会形态决定的。从远古时期的符命化、汉魏晋六朝时期的巫术化、唐宋时期的世俗化,到明清时期的艳情化,狐意象文化显示出标签化与符号化的特征。
1、远古时期狐意象文化的符命化
远古时期的上古神话中有关于狐的记载,东汉赵晔在《吴越春秋·越王无馀外传》中写了一首涂山之歌:
绥绥白狐,九尾痝痝。我家嘉夷,来宾为王。成家成室,我造彼昌。天人之际,于兹则行。
这时禹在涂山见到了一只九尾白狐,听到涂山人在唱这首九尾白狐歌。他感觉这就是自己的姻缘,于是娶涂山氏白狐为妻。
涂山氏是夏部族以外的一个氏族或部族,而涂山人对九尾白狐的讴歌,恰恰说明九尾白狐是一个象征物,显现在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中。
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中记载:有青丘之国,有狐,九尾。郭璞注:太平则出而为瑞也,并作《山海经图赞》:
青丘奇兽,九尾之狐。有道翔见,出则衔书。作瑞周文,以标灵符。
郭璞明确地将青丘九尾狐称作瑞兽,是周兴的符瑞。这里的九尾狐从图腾狐转变为符命狐,狐意象文化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逐渐上升为封建国家的符瑞信仰。
当九尾狐进入符命系统后,就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:一是象征王者天命,有社稷兴盛之意;二是象征美好爱情,有婚姻幸福之意。
2、汉魏晋六朝时期狐意象文化的巫术化
魏晋南北朝时期巫术思想盛行,人们的自我意识与巫术意识相结合,从此“狐”跌落神坛,形象也从瑞兽变为精怪,成为巫术思想的产物。
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犬部》中记载:狐,妖兽也,鬼所乘之。
字面意思很简单,狐狸是一种妖兽,已经成为鬼的坐骑。这表明狐形象神性的衰落,以及狐形象妖化的出现。
南宋朱熹《诗集传》注《诗经·卫风·有狐》:狐者,妖媚之兽。
这里限定了狐的两种特质:“妖”即狐的妖精本质,会给人们带来灾祸;“媚”即狐的妖性方向,以特有的妖术迷惑他人。值得注意的是,此时的狐仍然是兽的形象,尚未化为人形。
据东晋干宝在《搜神记》卷十八中记载:
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,积年能为变幻。乃变作一书生,欲诣张公。
当时燕昭王的墓前有一只毛色斑驳的狐狸,多年以来能够变幻,就变作一名书生想拜访张华。
在“张华会狐狸”这一篇章里,狐已经可以变幻为人形,与人进行某种形式的交往。
在汉魏晋六朝时期,因受巫术思想的影响,“狐”形象从神性转为妖性,并逐渐浮现人形化、人格化的特点,展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另一个观察视角。
3、唐宋时期狐意象文化的世俗化
在物质生活繁荣的唐宋时期,人们的信仰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,民间文学走进大众视野,狐形象也开始走向世俗化。
唐朝的狐兼具妖性与雌化两大特征。
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,开始记载狐妖祸患他人的故事,而后延伸出许多狐妖作祟的情况。
沈既济在《任氏传》中则塑造了一个聪明美丽的狐妖形象,她的美貌是“天下未尝见之矣”。即便郑六已经知道任氏是狐妖,仍是“想其艳治,愿复一见之”。
唐代文人创作的狐妖形象,与内心需求统一,她们妖治诱惑,符合当时审美,但也体现出人们的世俗心理。
而宋朝的商品经济发展繁荣,人们的文化娱乐需求也逐渐增多,狐形象在宋元话本中逐渐世俗化、人性化。
在刘斧的《青琐高议后集·小莲记》中,小莲身上作为狐妖所固化的惑人作祟的特性已经被抹去,取而代之的是人性中的美和善。
唐宋时期的狐亦正亦邪,更多的是在满足下层民众的精神需求,从而完成了狐意象世俗化、人性化的过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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